祖己和祖尹都是仲虺后裔，妊薛贵族，祖己是商朝武丁时期的一名重臣，祖尹是商朝末期纣王的一位大臣，二人均继承了先祖奚仲的智慧和仲虺的才能，不仅成为薛国的伟大首领，也堪称商朝的王佐之师，为商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
先说祖己，出自战国时期的《尚书·高宗肜日》一文，明确记载了祖己训导商王武丁的一篇讲话，可谓思想深刻，意义深远。
武丁是商朝第二十三世君主。史学家范文澜说：“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。”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说：“武丁是商代的名王，在位五十九年，死后被谥为‘高宗’。”据史载，武丁曾经南征，使商朝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南地区，达到了商朝的极盛时期。
据《竹书纪年》载：武丁二十九年，肜（róng）祭太庙，有雉来。
大意是：高宗肜祭祖宗时，一只野鸡飞到盛祭品的鼎上鸣叫。对此，武丁认为是损国折寿的不祥之兆。仲虺的后裔——祖己借此机会，发表了一通训导商王的讲话，这是关系到武丁由尚鬼神向重民事思想转变的一件大事。《尚书·高宗肜日》记载较详：
高宗肜日，越有雊雉，祖己曰：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。乃训于王曰：惟天监下民，典厥义。降年有永有不永。非天夭民，民中绝命，民有不若德，不听罪，天既孚命王厥德。乃曰其如台。呜呼！王司敬民，罔非天胤。典祀无丰于昵。
译白：高宗在祭祀先王的第二天，又举行祭祀，这时飞来一只野鸡停在鼎耳上鸣叫。祖己说：“要首先端正大王的心，然后再纠正祭祀的事。”于是开导高宗说：“上天监察下民，主要看他办事是否适宜。上天赐给人们的寿命有长有短，并不是天使人的寿命夭折，而是人本身的行为断送了自己。臣民中有的不遵循道德的，又不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上天就会发出惩罚他的命令以纠正他的德行，这时他才说“怎么办呢？”唉！大王继承了王位，就要敬待臣民，他们无非都是上天的后代，祭祀的时候，在自己的父庙中的祭品不要过于丰厚。
从《尚书·高宗肜日》一文看出，祖己借句雉鸟飞鼎之事，训导武丁不要迷信鬼神，惧怕妖孽，人只要行正义，妖孽岂能奈我何。王的职责，主要是关心民众的疾苦，多为民众办好事、实事，求福于神不是君王的职责，求神不如修德，拜祖不如亲民。
祖己训武丁这件历史大事，还说明祖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无神论者。在尚鬼神的殷商时代，祖己的思想言论，对殷商王族来说简直是对其祖宗的蔑视和忤逆。如果祖己在王朝中没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，既压服不了王族公侯，也说服不了武丁。祖己训导武丁，使其成为商代极盛时期的一代明君。
祖己葬在哪里？史书无载，待考。据《滕县续志稿·卷四金石篇》载：祖己的存世彝器，有祖己彝，祖己爵，己举彝。而“己举彝”在原滕县桑村李兴德家所收藏。祖己身为薛侯兼王师，死后应葬在古薛国境内。
再说祖尹，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一文，论述了祖尹怒斥商纣王的一席言论，可谓振聋发聩，震古烁今。
纣王，名受，又称帝辛，是商朝末期的一位君主。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中说明，纣不是只知吃喝玩乐的无能之辈，他征战东夷，使商的疆域拓展到东南。纣自恃商朝强大，拥兵百万，所以他蔑视王族公卿及四方诸侯领袖，随意杀戮，无所顾忌。然而，仲虺后裔祖尹，对这个刚愎自用的暴君并不惧怕，当他知道纣赐给西伯昌（西周诸侯王）弓矢斧钺让其征伐时，冒着违君旨令的风险，从薛国赶至商都，当面训斥纣王。其言铮铮，其理凿凿，表现了祖尹大义凛然的风度和气概。
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记载此事甚详：西伯既戡黎。祖尹恐。奔告于王，曰：天子，天既讫我殷命，格人元龟。罔敢知吉。非先生不相我后人，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，不有康食。不虞天性。不迪率典。今我民罔弗欲丧，曰：天曷不降威，大命不挚。今王其如台。王曰：呜呼！我生不有命在天，祖尹反。曰：呜呼！乃罪多参在上。乃能责命于天。殷之即丧。指乃功。不无戮尔邦。
译文：西伯攻取黎国之后，祖尹恐慌起来，立刻把这消息奔告殷纣王：天子啊！老天爷已经断绝我们殷国的命了，有见识的贤人和神灵的大龟，没有认为我国的前途是吉祥的。这不是我们的先王不保佑我们后人，而是由于你荒淫无道，自绝于先王。所以老天爷才抛弃我们，使我们的人民不得饱食，不安于天性，不遵循常法。如今，我国的人民无不情愿国家丧乱，说道：老天爷何不降下灾难来显显威灵呢？现在天赐的大命已不再殷邦了，王爷还能把我们怎么样？纣王道：唉，唉！我怕什么？我不是有命在天么？祖尹反驳道：唉，唉！你的罪这么多，已经明摆在天上，你还能向天求命吗？我们殷国至于灭亡，按照你所作所为的事，你绝不能免于国家的刑戮！
如《西伯戡黎》所载，祖尹恐奔告纣西伯戡黎是借口，是策略，其本意是训斥纣王到了天怒民怨、祖宗无法保佑、自作孽不能活的地步了。祖尹的训斥包括民谣咒语，言词之苛刻，比老子训斥逆子严厉的多，就是明智君王也难忍受。然而，暴君纣王面对祖尹的痛斥，始终面无怒色。很明显，祖尹训斥纣王，说明祖尹不怕纣王，纣王极端尊重祖尹。
人们不禁要问，祖尹在商朝处于什么地位，是王师还是太上皇？任姓的祖尹当然不是子姓王朝的太上皇，但从训斥纣王的口气看，祖尹应是薛国君主，其地位不亚于商王。北师大学者晁福林说：“商王朝最高执政者，多为诸方国的代表人物，他们之所以能入踞于高位，是因为其方国与殷有牢固的联盟，历任最高职务的除了成汤时的伊尹之外，还有帝辛时的祖尹。”看来，祖尹及其远祖仲虺、臣扈、祖己与商王的关系，名义上是君臣关系，实际上是薛与商的联盟关系，薛族的地位不亚于商王。
1994年至2001年，在官桥镇前掌大村，发掘出“申”字型大墓一座，“甲”字型大墓四座，七座保存完好的大型车马坑，其规格之高与殷墟发掘的商大墓相似而轰动考古界。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说：“前掌大遗址是一个很大的遗址群，而这墓葬出土的东西，完全够一个商朝的重要诸侯国的水平。大量的青铜器、玉器，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，如古时的铜胄，在殷墟发现过，这里也有，而且不止一次地发现。墓地规模之大，是整个商朝墓中所不多见的。”李学勤先生又说：“在这地区有没有使我们能够感觉到相当于作为商朝的都城，后来又成为奄国这么重要的商代诸侯的遗存呢？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地点，应该说够得上格的，即前掌大。”李学勤先生甚至把薛侯之墓看成是商王之墓，说明薛侯的地位不亚于商王，这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，前掌大大墓是否也有祖尹之墓，更有待于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讨。(来源：官桥文化站)
